刑讯逼供罪与暴力取证罪的区别

暴力取证罪

暴力取证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行为。

一般认为，暴力取证罪保护的法益是公民尤其是证人的人身权利，以及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秩序。暴力取证罪的行为主体只能是国家的司法工作人员，非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成为暴力取证罪的共犯。暴力取证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暴力取证行为同时触犯伪证罪、徇私枉法罪的，属于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罚。

暴力取证罪在刑事法律逐渐转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理念的大背景下严重侵犯公民尤其是证人的人身权利，对于程序正义乃至于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人权保障都具有较大的危害性，还可能会导致司法工作人员的权力滥用，影响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秩序。因此，暴力取证罪是刑法重点惩治的犯罪之一。

1997年《刑法》首次设立暴力取证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简称《刑法》）在1997年修订中的第247条中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在此后二十余年的司法实践中，《刑法》并未再次修订该条文，体现了1997年立法的前瞻性与立法的准确性，一直对司法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意义，也从侧面反映出该罪在二十余年的司法实践中并未出现显著的新情形，《刑法》对该罪治理的效果较为良好。

（一）行为主体

暴力取证罪为真正身份犯。暴力取证罪的行为主体必须为国家的司法工作人员，即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非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成为暴力取证罪的共犯。

（二）行为内容

暴力取证罪的行为内容为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过程。暴力是指对证人使用有形力的一切方法，既包括捆绑悬吊、鞭抽棒打、电击水灌、火烧水烫等直接伤害证人人身使其遭受痛苦而被迫作证的肉刑，亦包括采取长时间罚站、不准睡觉、冻饿、曝晒等折磨证人身体、限制证人人身自由而迫其作证的变相肉刑，对于暴力的具体程度则没有限定。而逼取证人证言，是指强迫证人做出证言（口头陈述与书面陈述）。在暴力取证罪最频发的刑事诉讼中主要存在三种情形：（l）证人不提供任何证言时，行为人逼取证言，但不明确要求证人提供他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证言；（2）证人提供了他人无罪、罪轻的证言，行为人向证人逼取有罪、罪重的证言；（3）证人提供了他人有罪、罪重的证言，行为人向证人逼取无罪、罪轻的证言。

（三）行为对象

暴力取证罪中暴力取证的行为对象是证人，即司法工作人员和案件当事人以外的了解案件情况的人。但对这里的“证人”宜作广义理解：被害人、鉴定人应属于本罪中的证人；知道案件情况，还未向司法机关陈述，有关人员使用暴力欲逼取其证言，亦应视为本罪的证人；不具有作证资格的人，不知道案件真相的人，也可能成为本罪中的证人；此外，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证人，也能成为本罪中的证人。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暴力取证罪中的证人不包括诉讼活动以外的证人，如仲裁活动、纪律检查机关、行政机关调查取证活动中的证人。

（四）责任形式

暴力取证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对证人使用暴力进行取证的行为会发生侵害公民尤其是证人人身权利以及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秩序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刑讯逼供罪的特征是什么。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1、刑讯逼供罪的特征： （1）特殊主体，限于司法工作人员，即具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不具有司法工作人员身分的人，如治安联防队员、单位聘用的保安人员以及其他干部群众，不属于本罪的主体。 （2）主观上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逼取口供，是指迫使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这是本罪故意的关键内容，也是与其他犯罪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目的是逼取证词，不构成不罪，构成暴力取证罪；如果目的是利用司法职权报复他人，也不构成本罪，可以构成故意伤害罪。逼取口供的动机大多是因为急于破案、结案。 （3）客观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所谓肉刑，是指故意地直接对人体组织或器官进行摧残以造成肉体痛苦的方法，如对人进行捆绑、殴打。所谓变相肉刑，是指使用肉刑以外的摧残、折磨人的身体、意志的方法，如长时间罚站、冻饿、昼夜连续审讯等。甚至于使用专门刑具或折磨方法进行刑讯。行为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即在刑事诉讼中被指控有犯罪行为而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在立案侦查阶段的，通常称为犯罪嫌疑人；在起诉、审判阶段的，通常称为被告人。正在服刑的罪犯，如果又因为涉嫌其他犯罪而又被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他们又处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地位。因此，正在服刑的罪犯本身，不属于本罪的行为对象。 2、刑讯逼供罪与非罪的界限。对刑讯逼供罪虽然从道义和法律上都应当作出严厉的否定评价，但人们往往考虑逼取口供是为了破案、结案的工作需要，在定罪处罚方面实际采取了较为宽大的态度。因此，尽管刑法没有明文要求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但往往对于情节轻微的刑讯逼供行为，是不认为犯罪的。一般刑讯逼供行为手段恶劣或者后果严重的才实际追究刑事责任。如致被害人健康受到损害的，或者造成错案的等等。 3、刑讯逼供罪与非法拘禁罪的界限。主要区别是：（1）主体不同；刑讯逼供罪是特殊主体而非法拘禁罪是一般主体（2）目的不同，刑讯逼供罪的目的是为了逼取口供，而非法拘禁罪则不要求要特定的目的。（3）行为不同，刑讯逼供罪是利用司法职权拷打他人，而非法拘禁罪的行为不限于利用司法职权。（4）行为对象不同。刑讯逼供罪的对象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非法拘禁罪也没有特定对象的限制。（5）犯罪客体不同，刑讯逼供罪的客体是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秩序，而非法拘禁罪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鉴于刑讯逼供罪与非法拘禁罪在构成要件方面存在以上种种差别，通常不难正确区分。只是在实践中遇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该定何罪？较易混淆。例如司法工作人员插手经济纠纷替人追债的；私设公堂拷问他人的等等。对此区别的要点是看有无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拘禁罪在涉及被害人的自由上必须具有严重的非法性，如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取得合法手续逮捕、拘禁他人；而刑讯逼供罪通常在公民的人身自由方面没有严重的非法性，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逮捕、拘留均有合法的手续，其非法性主要表现在拷打他人方面。 4、刑讯逼供罪与暴力取证的区别，要点在于目的、对象不同。刑讯逼供罪的目的是逼取口供，行为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暴力取证罪的目的是逼取证词，行为对象是证人。 5、刑讯逼供罪与虐待被监管人罪的区别，要点是故意的内容不同。刑讯逼供罪故意的内容是逼取口供；而虐待被监管人罪的故意不包含逼取口供的内容，一般为了体罚他人。 6、刑讯逼供罪一罪与数罪的认定。行为人在对他人进行刑讯逼供的场合，难免具有伤害的意识和行为，因此，刑讯造成轻伤结果的，通常认为属于刑讯逼供罪应有的内容，仍然只认定为刑讯逼供罪。既不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也不需要数罪并罚。但是如果刑讯行为致人伤残、死亡的的，则超出了刑讯逼供罪的范围，所以刑法规定，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分别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对此，可解释为故意伤害致残、故意杀人的重行为吸收刑讯逼供的轻行为，也有解释为是由刑讯逼供罪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不需要数罪并罚。 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是指刑讯逼供的行为直接造成被害人重伤、残疾的结果。对此，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但不包括被害人自伤自残发生伤残后果的情况。如果因刑讯引起自伤自残发生严重后果的，一般作为认定处罚刑讯逼供罪的情节考虑。 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是指刑讯逼供的行为直接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对此，一般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在刑讯过程中虽然实施了足以致人伤残的行为，但是对自己的刑讯行为会造成死亡的结果确实缺乏故意的，一般也只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如果行为人仅仅实施了一般的刑讯行为，即实施的刑讯行为本身不足以致人伤残，但被害人因此而自杀死亡的，不认为属于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情况。一般按照刑讯逼供罪定罪处罚。 7、刑讯逼供罪的处罚。依据刑法第247条规定，犯刑讯逼供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分别依照刑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并从重处罚。 8、刑讯逼供罪的关联犯罪 （1）暴力取证罪，指司法工作人员使用暴力，向证人逼取口供的行为。（刑法第247条）本罪与刑讯逼供罪的区别在于对象不同，刑讯逼供罪的对象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而暴力取证罪的对象是“证人”。 （2）虐待被监管人罪，指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违反监管法规，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以及指使、纵容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248条） 本罪与刑讯逼供罪区别要点是目的不同，虐待被监管人罪的目的是体罚被监管人；而刑讯逼供罪的目的是逼取口供。

刑讯逼供罪司法解释

法律主观：

刑讯逼供罪构成要件——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刑讯逼供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 本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谓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怀疑可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谓被告人，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证人不能成为本罪侵害的对象，如果对他们刑讯逼供构成犯罪的，按暴力取证罪论处。 刑讯逼供罪构成要件——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首先，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起诉、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入、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其次，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所谓变相肉刑，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本罪。再次，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罪构成要件——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是行为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利用职权进行的一种犯罪活动，构成这种主体要件的只能是有权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 刑讯逼供罪构成要件——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至于行为人是否得到供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符合事实，均不影响本罪成立。如果行为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本罪。犯罪动机不影响本罪成立。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如为了迅速结案），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如为了挟嫌报复），才应以犯罪论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当。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刑讯逼供行为都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述不同动机只能影响量刑，不能影响定罪。

法律客观：

刑法条文： 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 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刑法第九十四条 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试行)》 　　高检发释字 [1999]2号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刑讯逼供案(第247条)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手段残忍、影响恶劣的; 2.致人自杀或者精神失常的; 3.造成冤、假、错案的; 4.3次以上或者对3人以上进行刑讯逼供的; 5.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2005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 　　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 　　(三)刑讯逼供案(第二百四十七条)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 　　2、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 　　3、刑讯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轻伤、重伤、死亡的; 　　4、刑讯逼供，情节严重，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5、刑讯逼供，造成错案的; 　　6、刑讯逼供3人次以上的; 　　7、纵容、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8、其他刑讯逼供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暴力取证与刑讯逼供有什么区别

很多人都会认为暴力取证罪与刑讯逼供罪是一个意思。不能否认，这两个罪名在某些方面是有相似之处的，正是因为这些相似之处才让不少人对它们产生误解。那么暴力取证与刑讯逼供有什么区别?我为您总结了相关知识，供您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暴力取证与刑讯逼供有什么区别

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区别: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暴力取证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以暴力逼取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行为。两者的区别是:

1、目的不同。暴力取证罪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逼取证人证言，刑讯逼供罪行为人是为了逼取口供。

2、犯罪对象不同。暴力取证罪的对象限于刑事案件的证人，刑讯逼供罪的对象则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3、行为人方式有差异。刑讯逼供既可以是暴力方式，也可以使非暴力方式，而暴力取证罪则只能以暴力方式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第五十二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我提醒您，不管是刑讯逼供罪还是暴力取证罪，在过程中都涉及到了暴力行为，可以说这是两个罪名的相似之处。不过，这两个罪名的犯罪对象可是不同的，前者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后者则是证人。

暴力取证与刑讯逼供的区别

一、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现状

1、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案例

1996年2月，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破案”。6 名无辜者被抓，2 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带、木棍、皮带、电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俱在，冤案遂成铁案。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见《律师与法制》1998第9期张大奎采写的《叶县冤案始末》)。

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县公安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的一对夫妇抓获，稍后将女人放出，继续审讯其夫。几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时被告知其丈夫已经逃跑，该女人便开始了艰难的寻夫历程。几年后，其中一名参与审讯的民警突然良心发现，说出其夫在审讯时已被打死并秘密埋葬。

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为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熊先禄施以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去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见《法制日报》2000年4月16日第2版杨通河采写的《刑讯逼供法难容》)。

2、案例说明的问题

血泪斑斑的案例说明：首先，采用这种手段的刑事侦查人员无能或者懒惰。他们除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其次，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再次，这两种犯罪行为还未得到有效遏制。

3、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现有的法律对策

本文无意探讨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具体犯罪来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即为两种。这是我们的国家意志对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断然否定。特别是，新《刑法》第247条不仅加重了刑讯逼供犯罪的法定处刑，更增加了暴力取证罪名。这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刑法》设立这两种罪名，就是我国现有的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最严厉的法律对策。然而，这些法律对策并没有遏制这两种犯罪的发生。于是， 我们不得不讨论这种对策的现实可行性。过去发生的以及现在仍在发生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对于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成效不大。

二、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禁而不绝的根本原因

要寻找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对策，首先必须找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医生看病一样，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寻找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入手。因为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一般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而对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采信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

1、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实施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两种行为的主体为特定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两种犯罪的主体主要是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人员。他们实施这两种行为的最终目的，追究罪犯也罢打击报复也罢，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为达到上述最终目的而必须首先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取得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这是构成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主观要件。

《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做为证明其是否犯罪七种证据的两种。要确认某一被告人构成犯罪，追诉主体必须举出充分确实的证据。如果刑事侦查人员没有能力取得或怠于取得上述两种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拒绝按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和辩解的话，刑事侦查人员为了达到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其简便且效果极佳的“侦查”活动。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显然，定罪处刑并不必然地需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但是，在此情况下，证据必须充分确实。如果证据不够充分确实，某些侦查人员不是采取进一步的侦查活动来取证，而是靠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来补充他们不够充分确实的证据，以便达到充分确实。

显然，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仅具有侦查取证的职责，而且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样就使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一种被其自身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中。在此情况下，对公安机关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对该阶段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2、人民法院审判阶段

人民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

1)、证据非法收集的认定和证据的效力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应当说本条规定十分明确，但操作性很差。因为上述司法人员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否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是被告人难以证明的。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难以确定证据的收集是否非法。特别当审判人员做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时，即便非法收集也会被自己采信。

有效的证据必须建立在其客观性、关联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上。审判人员难以确定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只要被告人在法庭翻供，就应当以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做为其真实供述、辩解或证言。司法审判实践中，当被告人或证人翻供被问及原因时，被告人和证人往往只能说原来的供述是被迫提供的，这时审判人员接着会要求被告或证人提供被“逼迫”的证据。如果证明不了的话，审判人员会以公诉人提交的由侦查人员讯问的被告人原来的供述笔录做为证据。这是十分荒唐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一直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处于极为不利且不公开的连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的受控制地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残迹象，他凭什么能够证明?

2)、无法讯问、质证的证人“书面证言”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如果证人在庭审时不出庭，公诉人只拿着“书面的证人证言”，控辩双方就无法讯问、质证并查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指的只能是法庭书记员当庭制作的，由法官、控辩双方对证人讯问、质证后的法庭记录。由公诉人或辩护人提供的“书面证言”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所谓“证据”却大量存在。报载，河南开封市南关区人民法院统计，该院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审结的345起刑事案件中，应该出庭的证人有1726人，经审判人员耐心做工作，出庭作证的只有7人，出庭率仅为0.4%。

3)、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我们不难看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笔录和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言”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多么重要。显然，这种所谓的证据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超然地位，它可以不受当庭质证而直接做为证据。侦查人员为什么对这种书面证据情有独衷，因为它简便易行且十分有效! 通常，只要被告人“供认不讳”，法官便不再认真审查其他证据。很少有人去关注“供认不讳”的下面是否掩盖着血泪，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是法院对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滥用的必然结果。

3、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对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出现的问题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同时具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的双重权利，这使该机关的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同时，该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很可能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和侦查人员认为的“如实”是两个概念，侦查人员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完全符合自己认为的“如实”。不符产生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刑讯逼供。虽然法律禁止这种行为，但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行为是不可能禁止的。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没有严格依法进行，法庭对讯问笔录和“书而证言”的滥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所有这些，构成两种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三、关于证据的分类及科学收集

通过对诉讼法(包括民事、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根据证据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的程度，把证据大致分为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七种证据分别归到这两类。把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归为客观类；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归入主观类。

很明显，这两类证据中，主观性证据不仅受到提供者本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受到他人意志的影响。我们很难断定其是否真实和完整。因此，在采信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在采信时充分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才可以判断主观性证据是否真实完整，而这只能在法庭上! 因为只有这里才是公开和公平的。主观性证据的提供者除了受到其自身因素影响外，一般不致于受到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强制。也许，这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理论基础。 法庭外的取证应当仅限于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提供线索的收集。这些客观性证据，在开庭时与法庭上收集到的主观性证据再进行相互印证，然后才能确定起诉书指控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

本文认为，刑事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只限于收集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的提供线索，法院开庭审判阶段才可以收集主观性证据——即询问被告、有关当事人和证人。这才是科学的证据收集方法。

四、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对策

为了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同时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基于上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现实可行的立法和司法对策是：

1、立法规定沉默权并将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分离

在立法上，将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作为纯粹的刑事执行行为，刑事侦查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只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而没有侦查权，因而“无需”取证，刑讯逼供是多余的；而检察机关直接行使侦查权，他们在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取证，因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能”刑讯逼供。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不仅可以避免刑讯逼供犯罪的发生，还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和相互监督，更加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同时，应当对《刑事诉讼法》第93条进行修改，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当及于侦查、审判乃至被确定为犯罪后执行的所有阶段。

2、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

控辩双方只需向法庭提交客观性证据和证人线索。提供主观性证据的当事人和证人必须出庭，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当庭询问充分质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程序进行。对法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论是被告人讯问笔录还是证人的“书面证言”，一律不予采信。实际上，这也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基本要求。这一措施的采取，不仅可以杜绝刑讯逼供，而且还可杜绝刑事侦查人员对证人的暴力取证。

五、结论

刑事侦查权和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将使刑事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无法进行；而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将使这些主观性证据失去效能。这样就会使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成为多余。除非这些侦查人员有实施暴力的特殊爱好或有意报复。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的这种暴力行为不再属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而是其他违法或犯罪行为。除此之外，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

上述立法和司法对策的采取，将有效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无辜百姓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同时还可以督促侦查人员在客观性证据的收集上加强学习，增长技能。摈弃那种在办公室里侦破刑事案件的懒惰做法。不仅如此，《刑法》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还有可能成为多余的罪名。

刑法分论问题 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的想象竞合

刑讯逼供罪与暴力取证罪被规定在同一刑法条文中，其两者主体、主观罪过相同，采用的手段也相似，在客观方面都可实施暴力行为，主要区别有：　　(1)犯罪对象不同。刑讯逼供罪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暴力取证罪的犯罪对象则是证人。这里的证人不限于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也包括民事、行政案件中的证人。　　(2)行为方式不完全相同。刑讯逼供罪的行为方式包括采取肉刑和变相肉刑两种，即既可以采取暴力方式，也可以采取非暴力方式;而暴力取证罪则只能采取暴力方式。　　(3)行为方式的时空条件不同。刑讯逼供罪只能发生在刑事诉讼中;而暴力取证罪则既可以发生在刑事诉讼中，也可以发生在民事、行政诉讼中。　　(4)犯罪目的不同。刑讯逼供罪的目的在于逼取口供;而暴力取证罪的目的则在于逼取证人的证言。

刑讯逼供罪名词解释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根据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搜查，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手段残忍、影响恶劣的;

2、致人自杀或者精神失常的;

3、造成冤、假、错案的;

4、3次以上或者对3人以上进行刑讯逼供的;

5、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的。

由上述规定可知，当行为人的行为具有以上情形，则应对其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刑讯逼供罪的构成

1、刑讯逼供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刑讯逼供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

刑讯逼供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谓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怀疑可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谓被告人，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证人不能成为刑讯逼供罪侵害的对象，如果对他们刑讯逼供构成犯罪的，按暴力取证罪论处。

2、刑讯逼供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首先，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起诉、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入、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刑讯逼供罪的成立没有影响。其次，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所谓变相肉刑，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刑讯逼供罪。再次，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刑讯逼供。

3、刑讯逼供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是行为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利用职权进行的一种犯罪活动，构成这种主体要件的只能是有权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

4、刑讯逼供罪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至于行为人是否得到供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符合事实，均不影响刑讯逼供罪成立。如果行为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刑讯逼供罪。犯罪动机不影响刑讯逼供罪成立。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如为了迅速结案)，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如为了挟嫌报复)，才应以犯罪论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当。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刑讯逼供行为都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述不同动机只能影响量刑，不能影响定罪。

刑讯逼供罪与暴力取证罪区别有几种

法律分析：刑讯逼供罪与暴力取证罪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目的不同：暴力取证罪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逼取证人证言，刑讯逼供罪行为人是为了逼取口供；2、犯罪对象不同；3、行为人方式有差异：刑讯逼供既可以是暴力方式，也可以使用非暴力方式，而暴力取证罪则只能以暴力方式构成。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二条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四十七条 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