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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专题：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简述

一各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简述

中国古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的形成、发展与逐步完善，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西周以前的誓、诰等已具备规范性、强制性等法的部分特征，处于法律形式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我们还不能断定那个时期的国家已形成了法律体系。传说夏朝和商朝已有法典存在，即所谓的“禹刑”、“汤刑”，但这在甲骨、金文资料中得不到印证。有关西周的法律资料要相对多一些，出土文献中也常有这一时期“作刑”、“作明刑”的记载。西周最重要的法律形式是“刑书”，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吕刑》。传统观点认为《吕刑》编纂于周穆王时期，然而传世本《尚书•吕刑》成书较晚，其主要内容是“赎刑”和“五刑”，其中包含了多少西周信息，有待探讨。《逸周书•尝麦》中记载了“刑书”制定、颁布的程序，上古文献中还有“九刑”、“誓命”、“典”、“宪”等法律用语的记述，对于这些词语的性质，学界尚有争议。

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制定了新的成文法，这些成文法多被冠以“刑书”的旧名。战国时期的法律出现了新的名称，这就是沿用至今的“法”和“律”。古书中说战国前期魏国的李悝撰写了《法经》6篇，重点突出而体系俨然。《法经》早已散失，相关信息辗转记载于《新论》、《七国考》等书中。学界对其资料的可靠性多有怀疑。据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并且“改法为律”，在秦国制定颁布了秦律6篇。不过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的资料来看，战国时代的秦律体系庞杂，远非6篇可以概括。目前已出土文物中的法律资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颁布的法令，已具备了国家制定、普遍适用等法的基本特征;“律”作为法律的名称，是从战国后期开始的。战国时期是古代中国法律体系的酝酿生成时期，还不能证明这一时期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朝立法创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形成法律体系的王朝。在此之后，历代王朝都建立了本朝的独立法律体系。

1.秦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秦代的法律形式有律、令、程、式、课、法律答问等。律是秦朝成文法最主要、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具有稳定性和适用范围的广泛性，秦律至少有30余种，用以表述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政等方面的重要立法。令是仅次于律的重要法律形式。秦令的形式包括单行令和皇帝诏令两类，单行令通行全国，皇帝诏令是国家的权制之法，但其法律效力往往在律之上。在律令之外，秦代还有程(规章细则)、式(程式、格式)、课(检验、考核、督课工作人员的数量或质量标准)、法律答问(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解释)等法律形式，作为实施细则和执法标准，用以处理国家基本法律适用中出现的问题。

2.汉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汉代的法律形式有律、令、比、诏等，其中律、令是主要的法律形式，其功能与秦代基本相同。汉代立法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令的制定和编纂较之秦朝更为发达，有大量的令的汇编性法律出现，形成一系列重要的基本法律。汉代的比属于补充法。比即“决事比”，是指司法官吏比附律令、援引已生效的法律判决断罪量刑，也包括比照行政先例处理各种事务的含义。两汉时期，曾有多名律家以儒家经典中的大义解释法律，时称“律章句”，对司法审判发挥了重要影响。此外，对于汉代是否存在“科”这一法律形式，学界尚存有争议。

3.魏晋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魏晋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诏、科、式以及故事、律注等，律、令仍是国家的主要法律形式。这一时期，律、令功能及其编纂的重大变化是，律成为刑事法律的专称。魏令表面上由州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三大体系组成，但其一统汉令之杂，实际上已经有了令典化的趋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晋令，则进一步体现了令典的编纂技术和综合汇编性。律典、令典是魏晋时期并存的国家大法。科、式、律注是这一时期的国家常法，诏令、故事、决事比是权制之法。科的本意是“规定、法则”之意，用以表述针对特定事类制定的单行法规。式为西晋时出现的综合性法规，如《户调式》。魏明帝时下诏，以郑玄章句作为唯一的合法注释，允许在司法实践中援用，这样郑氏章句便被赋予了法律效力，成为当时的法律形式，直到晋王司马昭执政后才废止使用。

4.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其法律体系有律、令、科、诏、格、式、故事及律注等。律、令的功能基本同魏晋时期。科是律的辅助性规定，梁取故事制科凡30卷，陈仍其旧。格是南朝时出现的新的法律形式，多依诏令随事制定，调整范围包括礼仪、行政、经济等领域。如宋有官员车服制度的《九条之格》、《二十四条之格》，齐有《格》、《策秀才考格》等。北魏时以格代科，东魏时制《麟趾格》。西魏制《大统式》，式以独立之法规形式，成为当时主要的法律形式。北周律、令师法《周礼》，以“刑书”、“诏”为名，有《刑书要制》、《九条之诏》等。

5.隋唐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隋代以律、令、格、式为主要法律形式。唐承隋制，主要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中唐以后有“格后敕”。“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有关国家基本制度方面的规定，“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的汇编，“式”是从令分化而来，是唐代一些具体制度或基本制度具体化的规定，是令的实施细则。令、式是以行政法规范为主，兼有民事、诉讼、军事等多种部门法规范的综合性法律，格和“格后敕”是包括行政、刑事、民事、诉讼和军事等各种法律规范在内的综合性法律。唐代于律、令、格、式之外，还以条例、则例、格例等补充法的形式，制定了不少行政、经济管理方面的法规。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命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条文及其原有注解逐句进行解说，并对司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疑难情况，以问答形式加以规定，称为《律疏》，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布，共30卷。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对《律疏》加以修订。《律疏》与律典正文具有同等效力，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

6.宋代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宋初的法律形式与唐朝及五代相同，主要有律、令、格、式、编敕、断例等。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对(编)敕、令、格、式作了新的界定，(编)敕成为刑事法律规范，令、格、式则为非刑事、制度性法律规范，其中格成为令的实施细则，式成为执行令过程中须填写的各种公文程式。宋代法律形式虽比唐代种类多，但除制、敕、御笔、申明为综合性规范外，其余法律形式可分为两大系统:由律、(编)敕、断例组成之刑事法律系统和由令、格、式组成的非刑事、制度性法律系统，且在各系统内部有较强的对应性。

7.元代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元朝是中国古代从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向律例为主的法律体系过渡时期，其法律形式十分杂乱。元代以诏制、条格、断例为基本法律形式。但从法律的内容看，还有律、制、格、例、令等多种属于补充法性质的法律形式。“诏制”是君主发布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诏书，学界多认为是宋代“敕”的沿袭。“格”在元朝有“条格”与“格例”两种，“格例”仅是“例”的一种变种。“条格”在诸法律形式中效力最高、最稳定，调整对象是某一基本问题，调整方式有制度创制与设定刑名罪名等。“例”是元朝使用最多的法律术语，多达20余种，但能够称得上是法律形式并具有补充法性质的主要是条例、分例、则例、事例、禀例。“断例”是从条格衍生而来，是司法适用过程中通过比类适用和解释相关法律产生的法律形式。“条格”与“断例”在表述方式上有案例和条文两种。以“律”表述的法律很少，在《元典章》、《通制条格》“名例”部分中包括有律的内容，《至正条格》中存在以“杂律”为名的法律门。元代“令”的内涵与前代相同，《通制条格》、《至正条格》中都有以“令”为称谓的法律形式。律、令在元朝现存法律中，被分入“条格”与“断例”中。《至正条格》中“令”列入“条格”内，“杂律”列入“断例”内，可见二者都是条格与断例的补充法。

8.明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明代前期法律形式比较杂乱，有律、令、诰、例、制书、格、式、榜文等。后经过变革，到明弘治时，形成了以《会典》为纲，律例并用，以典、律、例为基本法律形式的法律体系。例的法律形式由条例、则例、榜例、事例组成，各种例的内容分为吏、户、礼、兵、刑、工6种，以例表述的立法成果占全部法律总数的绝大多数。在明代中后期法律体系中，《会典》为国家的“大经大法”，《大明律》和《问刑条例》是刑律方面的常法，各种重要的行政条例是行政法律制度方面的常法。则例、榜例、事例属于补充法。在制令方面，除明初颁行《大明令》外，明代各朝君主还发布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诏令。由于明代诏令的内容主要限于宣布国家重大决策、皇帝即位、册封、赏罚、赠予、优恤、大赦天下等方面，且大量的令的功能为事例、榜例所代替，这就出现了以令为名的法律称谓并不多见的情况。一些著述认为“明代无令”，这是不妥当的。另外，明代在法律体系建设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加强了地方立法，形成了以条约为重要法律形式的地方法律体系。

9.清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清承明制，法律形式没有多少新创。清代与明代法律形式功能的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明代则例主要用于表述与钱物和朝廷财政收入、支给、运作相关的法规，清代则例的法律地位有了较大提升，主要用于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和重大事务的管理，则例是清代行政法律的主体，其立法数量占国家立法总数的70%以上。二是明代的条例是经朝廷精心修订的单行法规，除《问刑条例》外，其他条例都属于行政类条例。清代条例功能较明代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清代中期后的条例，基本上都用于表述刑事立法，实际上是刑例的代称。三是清代的地方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特别是清代中后期，省例的编纂，标志着中国古代地方立法进入了成熟阶段。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从形成到不断完善，经历了五个历史发展阶段，即战国是法律体系的生成时期，秦汉是以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的初建时期，魏晋至唐宋是以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时期，元代是以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向以律例为主的法律体系的过渡时期，明清是以律例为主的法律体系的发展和高度完善时期。

二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特征和法律形式演变的规律

(一)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

综合考察各代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可知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具有下述基本特征:

1.多种不同功能的法律形式及其表述的立法成果是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现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不同，它不是以诸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为基本组成要素构成法律体系，而是以不同内涵和功能的法律形式表述法律的产生方式、适用范围、效力等级和法律地位。虽然各代因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存在差异，法律形式的称谓、功能和表述的立法成果多有变化，但以法律形式及其表述的立法成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这一点未曾改变。历代统治者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全面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陆续使用了至少数十种法律形式，包括典、律、令、比、科、品、格、式、故事、编敕、制书、断例、条例、则例、榜例、事例和各类皇帝诏令等，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法令，用以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其中典、律、令、例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4种法律形式，其表述的立法成果成为古代法律体系内容的核心。

2.以国家“大法”、“常法”和“权制”之法体现效力层次和法律地位。

秦汉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初建时期，在以法律形式体现法律体系中效力层次方面不如魏晋以后那样完善。这两代以律为国家的主干法律，多律并用。令是仅次于律的重要法律形式，秦代诏令、单行令并用，汉代诏令、单行令、令集并存，其中皇帝诏令是具有变通作用的权制之法。秦律、汉代的律和适用全国的令集虽然也是当时国家最高层次的法律，但其编纂水平、完备程度和适用的范围，还不能和后代的律典、令典、会典这类综合汇编的国家大法相提并论。

自魏晋始，无论法律形式的称谓如何纷杂，总是分别扮演着国家“大法”、“常法”和“权制”之法这三种不同的角色，并发挥着相应的功能。国家大法全面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管理的基本制度，魏晋至宋代的“律典”和“令典”，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西夏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元代的《大元通制》，明清的《会典》，就分别是各代的国家大法。常法规定国家某一领域和某一特定事务方面的具体法律制度，它与国家大法是纲和目的关系。常法是经过精心修订而成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在各代经常施行的法律中，有些常法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具体制度，法律适用的对象和调整的范围较之规定某一特定事务方面的一般常法更为广泛，其法律效力次于国家大法而高于一般常法，古人通常又把这类常法称为“常经”之法。唐代以编式、编格形成的立法成果，宋代编敕形成的法律汇编，明代以制书形式发布的《大明律》、《诸司职掌》、《宪纲》、《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学校格式》等重要法律，明代以条例形式颁布的《问刑条例》、《吏部条例》、《军政条例》等重要法律，清代颁布的《大清律》和各部院则例等，就属于“常经”之法。权制之法是君主基于治国的急需，以诏令或其他特别法的形式针对特定的人和事随时发布的，这类立法不允许在全国通用，它只有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常法，才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国家的常法通常是以主要法律形式表述的，各种补充法通常是以表述权制之法的法律形式表述的，君主诏令是诸多法律形式和立法成果的法律之源，具有变通和修订国家常法的功能。这种由国家大法、常法和权制之法构成的体现效力层次的法律体系，既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权威性和稳定性，又能满足适时立法的需要。

3.法律体系中诸法的内容以行政法律为主体。

以现代法学观点分析古代法律的内容，可知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政、文化教育诸方面的法律并存，其中行政类立法占立法总数的绝大多数。在各代诸多的法律形式中，多数法律形式是用于表述行政类立法。以清代为例，《大清会典》及会典则例、会典事例中，除收入《大清律例》外，90%以上的内容都属于行政类法律。现存的上千种清代各部院寺监则例和各种规定特种事务方面的则例，除个别几种外，基本上都是行政类则例。因此，就法律内容而言，古代法律是以行政类法律为主，所谓中国古代法律“以刑为主”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4.各代法律体系建设是围绕着完善成文法体系进行的。

历代进行的包括变革法律形式在内的立法活动，都是围绕着完善成文法体系进行的。古代中国不存在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那种判例法制度。各代统治者为了严密法网，力求做到法律规范结构严谨，表述准确，防止官吏曲法为奸，把不断完善成文法体系作为健全国家法制的基本目标，并采取各种立法措施，把国家机构活动和社会生活管理方面能够用法律规范的行为，都从法律上确认下来，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国古代在审判活动中，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案件，允许比附成文法判决，不允许随意援引案例。案例只有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经君主批准被确认为国家成文法体系中的“定法”，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援用。汉代的“决事比”、宋元的“断例”、明清的“定例”或“定例成案”，都是成文法的组成部分。至于各代对待民事习惯的态度，明代以前这方面的资料已不多见，尚难做出全面确切的判断。就明清两代而论，只要是中央政权能够实际控制和管理的区域，特别是广大汉族居住地区，统治者把一切能够规范的民族习俗、民事习惯，通过制定中央特别法或地方立法的途径，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对于不能上升为法律的习惯，则通过制定民间规约加以规范，在相当的程度上实现了民俗习惯的规约化。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是成文法的法律形式，其法律体系也是以成文法体系为基本特征的。

(二)中国法律形式发展演变的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各代无论国祚长短，都很重视采取多种法律形式完善法律体系，并根据国情的变化变革法律形式。历代因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法律的发达程度存在差异，法律形式及其称谓也多有变化。适应完善国家法律体系的需要，不断变革法律形式，是中国古代法律形式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法律体系是否健全，是衡量国家法制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而法律形式是否简约、功能分明、相互关系和谐统一，则决定着立法成果的质量和法律体系的科学性程度。考察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从不够成熟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轨迹，其演变的规律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法律形式的名目经历了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的变革过程。

宋元是法律形式名目最为繁杂的朝代，法律形式称谓达数十种。从先秦到宋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立法数量的增大，法律形式的名目由简到繁。从宋元到明清，法律形式又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变革。明清以例为主要法律形式，把典、律、诏令之外的所有法律规范都纳入例的体系，在各种法律规范的内容空前增多的情况下，实现了法律形式高度简约，便于在执法、司法中行用。

2.国家大法和法律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法律的编纂，从多头、并举走向单一。

秦汉以律为最高层次的法律，多律并行。魏晋至宋代以律典、令典为国家大法，两典并举。南宋至元代，采用综合汇编的体例编纂国家大法，虽无“会典”之名，实开编纂会典之先河。明清两代以《会典》为大经大法，以典为纲，以例为目，律为常经之法列入会典。从秦汉到明清，以元代为分界线，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经历了从以律令为主要法律形式的法律体系到以律例为主要法律形式的法律体系的演变，与这一发展轨迹相适应，居于国家法律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法律，也经历了由多律并行、两典并举到一典为纲的发展历程。

3.法律形式的功能，从混杂走向明确、清晰。

从战国到明清，律、令两种法律形式存续于始终。秦汉时期的律，用以表述诸法，功能广泛。魏晋至唐宋，律是国家的刑法典，用以表述作为律的补充法的其他刑事法律的法律形式有科、格、敕、断例、例等。这些法律形式内涵有别，且有的法律形式既用以表述刑事法律，又用以表述非刑事法律，功能混杂。明清以律为刑事基本法，刑例为律的补充法，法律形式功能分明，律例关系简要而清晰。

令的功能也经历了从混杂走向明确、清晰的变革过程。皇帝诏令是历代令的重要形式，诏令称谓、形式繁多，功能各异。诏令之外，秦有单行令，汉有单行令和令集，内容、功能多样。魏晋至唐宋有令典和各种单行令，还有诸如编式、编格、编敕等多种汇编皇帝诏令或单行令的独立法律形式。明以前各代统治者赋予各种令及与令相关的法律形式以确定的内涵和功能，但除非熟习法律者，一般人很难分辨清楚。明代通过法律形式的变革，于洪武朝之后，仅把诏令作为令的形式，而不再进行令典、令集和其他以令为称谓的法律的编纂。诏令的功能仅限于表述国家重大决策、皇帝即位、封赏、优恤、大赦等事宜，前代令的其他功能均纳入例的体系，从而使令的功能清晰明确，并理清了令与其他法律形式功能的区别和相互关系，这种做法为清代所承袭。

4.表述行政、经济及地方立法成果的法律形式与时俱进，逐渐增多，且在法律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逐步提升。

唐代以前，尚未见有专门表述经济和地方立法的独立法律形式。唐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行政、经济立法日趋发达，用以表述这些领域的法律形式逐渐增多，法律地位也不断提升。地方立法作为朝廷立法的实施细则，也进一步受到朝廷和各地长官的重视。明代时，条例成为表述重要行政法律的法律形式，重要的行政法律与刑律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则例成为经济立法的主要形式，条约成为地方立法的重要形式。清代时，则例成为行政立法、经济立法的主要法律形式，行政法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地方立法体系更加成熟。从唐宋到明清，伴随着法律形式的变革，法律体系的框架也变得更加合理和符合国情实际。

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是

律。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现代法律只有法、法规、条例等少数几种。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

刑

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通用。其含义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罚。后来，刑称为法或律，战国以后常指肉刑或刑罚。

法

这是商鞅变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都以法为名称，如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到商鞅变法将法改为律后，法仅仅在广义上使用。

律

这是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应用广泛，如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

统治者就某一具体事务颁布的命令。是律的辅助性法律，在隋唐时期有专门法典，如《开皇令》和《贞观令》。

典

最早出现于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后来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类法典。

式

这是关于官吏具体行为的专门法律，范围非常广泛。式在唐朝还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时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

格也是一种行政法规。格作为独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东魏的《麟趾格》。明清时将格的内容归入了会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规，不再独立。

科

汉朝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断，所以依法断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后，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

比是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审判原则。如果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条定罪，这叫做比。因为这样类推断案，出现了司法腐败现象。到汉朝以后，比不存在，内容被吸收进其他法律形式里边。但是类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

和比一样，例也是一种断罪原则，也是汉、唐、宋、明、清时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称不同。秦称“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汉朝称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为断罪的依据。到了明清时，例和律并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时，其效力甚至高过了律。

诏

是古代皇帝发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法律形式，又叫诏令。皇帝的诏令经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认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变、废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还有敕、诰、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是专制集权社会，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诏、敕、诰等法律形式来发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坏现存的法律。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法自君出。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第五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中国古代的法律类典籍有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有“刑起于兵，法源于礼”之说。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1.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其特点是礼刑并用，《礼记•曲礼》有载：“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秦律是中国秦代法律的总称。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

3.曹魏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4.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其中《唐律》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成熟、最完备的封建法典。《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质的法典，是我国现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会典。

5.宋代《宋刑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元代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

6.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

中国古代的法律类典籍有

中国古代的法律类典籍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推《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是一部集大成的法律典籍，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代表性和最完整的法典之一。该书以唐朝法律为基础，对前代法律进行了总结和继承，并对后代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涵盖了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多个领域，而且还包括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条款和案例，为当时的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唐律疏议》的特点在于其体系完整、内容详实、注释丰富。它以律为主，以令、格、式等为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书中的注释不仅对法律条款进行了解释和阐述，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案例和判决，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唐律疏议》还注重法律的适用性和灵活性，根据不同的情况和需要，制定了相应的变通规定和补充条款。

除了《唐律疏议》之外，中国古代还有许多其他的法律类典籍，如《周礼》、《尚书》、《春秋》等。这些典籍也包含了丰富的法律思想和制度，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周礼》中包含了许多关于礼仪、官制、刑法等方面的规定和思考，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尚书》中的“禹贡”篇则涉及到了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对于中国古代的经济法律制度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除了中央制定的成文法之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性法规和民间习惯法。这些法规和习惯法在当地具有重要的法律效力，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调解纠纷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在一些地方，乡规民约成为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对于当地的社会治理和法律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中国古代的法律类典籍丰富多样，具有深厚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内涵。这些典籍不仅为当时的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而且也为后世法律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的法律有哪些

夏商周法律制度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

夏代法律

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商代法律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周代法律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周礼》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内容。《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6篇，即《盗》、《贼》、《囚》、《捕》、《杂》、《具》。《法经》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还颁布了大量法令。秦汉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西汉法律制度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法律制度

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宋代法律制度

宋代《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制度的法律规定。

辽代法律制度

辽代大规模地编纂法典，开始于兴宗时期。重熙五年（1036年），参照唐律修订太祖以来法令，正式编定《新定条例》547条，又称《重熙条制》，颁行全国，成为辽代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又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为由，对《重熙条制》进行删修增补，编成《咸雍重定条例》789条，简称《咸雍条制》。这部法典对契丹、汉人同样适用，是辽代法律进一步汉化的标志。